我的小学生涯是在洛南县尖角乡鹤眼岭小学度过的。学校的设施简陋。五个年级，近四百名学生，十来个老师，春夏秋冬就憋囚在几间又矮又旧的土房子里。教室里没有电灯，冬冷夏热，拥挤不堪。常常是下课铃声一响，学生们就争先恐后地冲出教室去透气。
课桌是土制的，俗称“土台子”，桌腿是用毛坯砖头垒成的，桌面是用黄泥混合着石灰粉、麻纤做的。桌面很窄，也就尺把宽，因为太宽大了承重效果差，容易中间塌陷。课桌的设计并没有考虑到学生身高的变化，不管低年级也好，高年级也好，高度基本是一致的。一二年级的学生，因为个头矮，课桌和土凳就显得特别高，脚很难够到地面，上课的时候腿脚始终是半悬着；到了四五年级，我们长高了，课桌、土凳就变矮了，写字的时候，不得不弓着腰，像一只大虾米。用这种姿势看书、写字是很累人的。老师经常训斥我们：“……坐没个坐相，胯掉了吗？腰坏了吗？这里是学校，不是你家的热炕头，不想念书趁早滚回家帮大人干活去！”遇上好说话的老师，我们只是立即坐直身体应付一下；要是碰上严厉的老师，我们往往不敢造次。我们心里并不盼望有个严厉的老师给我们讲课，因为在那种桌凳上坐上一节课实在是不自在，简直就是受罪。
在村小学上学，很怕的是冬天。寒风怒号，大雪纷纷的黎明，大地还在昏暗中沉睡，我们就得爬出被窝起来去上学了。外面的天寒地冻我们并不怕，在上学的路上打打闹闹、蹦蹦跳跳，并不觉得多么冷。我们很怵头是走进那没有炉火，寒如冰窖一样的教室。那时生活条件差，大多数人家都没有过冬的棉鞋。上学路上打闹蹦跳积攒于身体里的那点热量，在“寒窑”里坐上一会儿就会被从脚底升起的寒气彻底冷却。
记得上五年级的那年冬天特别冷。我们坐在冰窖一样的教室里冻得瑟瑟发抖，几乎就要忍无可忍了。就在这无比艰难的时刻，不知道是哪个捣蛋鬼带了个头，在课桌下嘭嘭嘭地跺起了脚，这跺脚声就像无比美妙的音乐，迅速传递到每个人的耳朵里，霎时，满教室七十多个人一百多只脚一起狂跺起来。那整齐而带着节奏感的跺脚声，一浪高过一浪，立刻就汇成了一曲抵御寒冷的交响乐。给我们上课的是刚走上教学岗位不久的刘爱芹老师，起先她还皱着眉头企图制止大家，无奈满教室的跺脚声宛如一股无法抵挡的洪流。刘老师也明白，天这么冷，孩子们的身体承受不了啊！于是，为了不耽误上课，刘老师提出上十分钟课，然后停下来让我们跺脚两分钟。这个办法真好，在那两分钟里，我们可以放开胆子可劲地跺脚，寒冷似乎很快就远离了我们的身体。
但跺脚取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天实在太冷了，我们脚上的解放鞋实在是太单薄了，已经有人因为怕冷旷课了。进入大寒的第三天早上，有几个同学从家里带来了火盆，一小盆暖烘烘的木炭火放在课桌右上角或者脚下，冷的时候烤烤手脚，效果很不错。
有样学样。次日，带小火盆来上学的人更多了，从一指宽的窗缝里钻进来的寒风的淫威明显退缩了。到了第三日，几乎人人面前都有了一个小火盆，教室再也听不到跺脚的声音了。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与这种温馨和谐的氛围显得极不协调了。那天早上，坐在我后排的岳占强竟然在火盆里爆起了玉米花来，并且趁刘爱芹老师转身在黑板上写字时，很得意地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玉米花扔进嘴巴里“大快朵颐”。岳占强的举动像瘟疫一样在全班蔓延起来。翌日的课堂上，爆玉米花俨然已经成为课堂上悄悄进行的集体行为。埋在热炭灰里的玉米受热膨胀，几乎每个人面前的火盆里都“扑、扑”地扬起了一股股灰尘，教室顿时变得硝烟弥漫，而且一些大胆的学生还在爱芹老师的眼皮底下时不时把一颗玉米花扔进嘴巴里大嚼。我们的肆无忌惮彻底激怒了刘老师。这个年轻的、平日里看来很文静的女老师，此刻漂亮的脸蛋上一阵白一阵青，显得特别吓人。我从没见过她会发那么大的火。只见她疾步走下讲台，走到一个大嚼玉米花的学生跟前，拿起他的火盆，登登登地走到门边，打开门，把那滚热的火盆狠狠地扔到雪地里。接着，她走回讲台，定定地望着我们，一句话也不说，胸脯在剧烈地起伏着。那一刻，教室里掉根绣花针也能听见，我们吓得不敢看她，纷纷低下头，等待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到来。沉默了一会儿，爱芹老师终于开了腔：“我现在宣布，从明天起，谁也不许带火盆来上课！不实实在在地冻上你们几天，你们岂不要翻天？你们的心死了吗？你们好好想一想，你们的父亲把你们送到学校是为了什么？他们盼望你们将来能活出个人样，可是你们在学校都干了些什么？你们简直是不可救药！你们哪个不想读书的话就趁早给我滚蛋，别一粒老鼠屎祸害一锅汤！”应该说，爱芹老师骂得我们够狠，但我们心里并没有怨恨，我们已经明白了老师的良苦用心。我们齐刷刷地低着头听她痛斥。但是，爱芹老师的声音很快就柔和了下来，就听她说：“都把头给我抬起来，这里是教室，这里没有犯人。言归正传，现在继续上课。”听到这话，我们才长出一口气，于是每个人都规规矩矩、端端正正地抬起头，目视着爱芹老师给我们上课。爱芹老师痛心疾首地训斥我们的那一幕，至今令我难以忘却，那是我在鹤眼岭小学学习期间很受教育的一堂课。
第二天早上，有个学生以为爱芹老师的火气已经消退了，照常带着火盆来上课。但是带火盆的学生一只脚刚刚踏进教室，就被早已经守在门口的爱芹老师用眼睛给“逼退”了，只好乖乖地把火盆放在教室外面。在没有火烤的那几天里，教室里又响起了跺脚取暖的声音。爱芹老师像以前一样，仍然没有制止我们跺脚。到了第五天的*一节课上，待我们停止跺脚后，爱芹老师问：“如果明天让你们带火盆进教室，你们知道该怎样做吗？”
我们齐声回答：“我们一定不在课堂上爆玉米花了。”
爱芹老师忍不住笑了：“你们真的能保证吗？”
我们已经领教了她的威严，哪里还敢不听话呢？于是齐声说道：“我们保证，我们再也不敢了！”
爱芹老师说：“那好，从明天起，你们可以带火盆来上课了！”我清楚记得，爱芹老师说完这句话后，背过脸去又一次笑了。那个很冷的冬天，我们总算顺利地度过了。
在鹤眼岭小学，我们这群爱玩爱闹的野小子从没有受过正规体育课的熏陶，我们不知道广播体操怎么做，不知道篮球怎么拍，全校就一个体育老师（据说还是靠关系进来的），根本不懂体育教学，所以我们的体育课就是绕着校门外那个操场（农忙时也是附近生产队的打麦场）跑几圈，然后就是“信马由缰”地自由活动。自由活动可是我们的长项，我们玩“顶牛”、玩“斗鸡”、玩“跳马”，我们翻学校的院墙，爬上附近农家的果树偷果子……体育课完全变成了撒野课。在一些老师眼里，我们这群野小子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简直不可救药。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知识的增加，特别是遇到爱芹老师以后，我们的觉悟被唤醒了，野性也在慢慢地收敛着。
也就是这一年，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地种完以后，家长们的时间充裕了，对我们的学习也开始上心了。我们不像过去那样疯玩了，老师对我们抓得很紧，家长也不再任由我们四处撒野，一回家就有做不完的作业在等着我们。从不上晚自习的我们竟然也“秉烛夜读”了。初夏的夜晚，在那简陋、破败的乡村小学校，破天荒地成为被煤油灯和蜡烛点亮的世界。我们在爱芹老师的指导下攻克了一道道数学难题，朗朗的读书声在夜空久久回荡。那时候，不光中考、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小升初也是让人提心吊胆的，我周围就有很多同龄人就因为成绩不好没能有机会跨进中学的大门，成为新时期的文盲。
值得一提的是，从前几乎不大说话的男生和女生，课桌上的“三八线”在这时候已经不再是阻碍我们交往的那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了，即将毕业分别的我们，也隐约地感受到了同窗之间还有一种温暖的情谊存在，那是一种朦胧的美好情感啊！
一个月后，我们的小学生活结束了，没有告别仪式，我们就这样离开了朝夕相处的老师们和鹤眼岭小学。又到开学季，我们正式迈入了中学时代。
再后来，尖角乡鹤眼岭小学那破败不堪的校舍被拆除了，并平整成庄稼地分给了附近的农民。从此，我的母校——鹤眼岭小学在那块土地上彻底消失了。它是否曾经存在过？可能很多人心里已经没有了印象。我常常想，虽然鹤眼岭小学被人们遗忘了，但是那些曾经教过我们的老师，他们的面影一定还留在很多人的脑海中，可能有些面影已经模糊了。但是爱芹老师当年在那冰冷的教室里，恨铁不成钢地“痛骂”我们这些顽劣学生的情景，爱芹老师那既严厉肃穆、又可敬可爱的神态，于我，恐怕是一生也不能够忘记了！
原创：上海王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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